2009.6.18. 《大人物与文化》
每每闲谈文化，我总是不自觉地拿文化大师余秋雨开涮。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太滥了，但是他对文化的基本定义却不大了解。什么是文化？据我的研究：文化是生命群落在某种特定环境下表现出来的相似特征。当然这种概念不为很多人知晓，因为他们没有必要往这方面深究，这没什么，正常。令人生厌的是：你人物大、来头大、影响大、不钻研、还装权威。又比如，一次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哲学教授何祚庥在深圳演讲文化与科学，会上除了他那种‘三忠于四无限’的做派外，愣是讲不出什么东西来，听着急呀。会后不能提问，只能递条；我递条问：什么是文化？他读条后与会议主持人商量：“这不用说了吧”，好像太浅显了，完全可以不言自明，其实是没有受过训练，不知如何作答。
下面《中国文化的精髓》是1995年我在美国为华人报纸写的，应该是比较准确记录了当时国内外的华人文化状态。今天发表出来是想立此存照，为对比后面我可能会写的几篇文章，看看这十几年来中国的文化精神发生了什么变化？
《中国文化的精髓》
人是作为文化性的动物存在的，文化是一个群体别于其它群体的共有特征。如果将这个命题强行延伸开去，任何生物都有自己的文化，只不过生命层次越低级，生物性的存在与文化性的存在的外延就愈重合。随着生命世界的发展，一个物种要传衍下去，首先就要保存它们的生活方式，或者说个体赖以生存的共同文化。人类的发展始于原始群。人类的原始群使得“生物文化”的性质发生突变，于是人的文化性存在大大地超出人的生物性存在。每个个人拥有这个群的共同文化；群的共同文化，涵盖了从属于它的每一个个人。包括人类在内的任何生物物种都有两大本能，一是维持自身生存的本能，一是维持种族繁衍的本能，但是文化的发展所构成的力量，有时足以与这两大本能发生对峙，也就是人的文化性存在对抗人的生物性存在。但是无论人的文化表现如何纷呈五彩，大多数情况下人的文化性存在总是委婉地屈从于人的生物性存在，否则人类就会被自己消灭。因此可以认为：文化是人的本能表现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诠释。
什么是中国人的共有特征呢?置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民族无疑是一个大族，就人口而计，恐怕是独占鳌头了。一个如此大的民族，且有五千年的连绵历史，林语堂在《中国人的国民性》一文中说：“这五千年中有多少国度相继兴亡，而他仍存在；这五千年中，他经过多少的旱灾水患，外敌的侵凌，兵匪的蹂躏，还有更可怕的文明病毒，假使在于神经较敏锐的异族，或者早己灭亡，而中国今日仍存在”。假如按照中国的传说：千年不死，非精便怪。这个精怪是什么呢?即林先生概括的“忍耐性、散漫性、老猾性”，他将此看作国民性的弱点；而国民性的优点，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笔者反其道认为正是因为有了“忍耐性、散漫性、老猾性”，中国民族才五千年风雨不溃。前面已经说过：文化就是特点，至于它何时何地表现为弱点，何时何地表现为优点，便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了。
展开来说没有必要，只是试想一下：刘备桃园结义之后，如果散漫老猾一点，大概不至于火烧连营七百里吧；罗马帝国的衰亡，恐怕与强烈的团体性、进攻性不无关系。我们当然也可以如此评说“犹他大学校园枪击案”。自然置人类以个体存在，社会置人类以团体存在；文化存在于团体之中，团体存在于个人之上；说到底文化的存在与传衍，总是基于个体的存在与传衍。“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若楚之三户都死绝了，楚人便永无出头之日。因此大可不必为中国人一盘散沙的状况而痛心疾首，象中国这样的大族如果真是在太平无事之时都万众一心，恐怕这世界就会出现合纵联横的不安局面了。我想“黄祸”之说危言耸听，莫不基于害怕中国这个大族过于团结的心理。
其实，当今正宗的中国文化只是在中国人的意识深层保留了很少一点点他们自然淘汰出来的东西，且仅以思维方式隐晦地表现出来，而中国人的思想应该说从“五四运动”起就开始逐渐西化。严格地说，文化的时效性已经把古老文化的位置挤占得所剩无几，世界上所有的传统文化也都在向西方的科学文化趋同。然而，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并不那么俯首贴耳，坐待终天。一种文化能够存在下去，就不能不去思考它的时效性。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时效性就是它不违反生物学种群生存的原则。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无”可谓至大至深的概念，古代“无”与“水”与“民”与“治国兴邦”似乎都有相通的性质。自汉初当权者实行“无为而治”以来，老庄思想深入民心，是有汉兴；唐初李世民深知水性，以载舟覆舟为鉴，是有唐盛；恐怕连一些国耻的记录也不能不视为维系中国民族的用心之作。偶读唐德刚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记载了一九一五年胡适就读于美国康乃尔大学时，得知中国政府决定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二十一条)，竟为之庆幸和激动；他走到工学院后面狭谷上的吊桥，俯视那一为水冲刷而成、景色非凡的千年幽谷，不禁想起老子的名言：“天下莫柔弱如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其中的思想不能不承认有中国文化的高妙之处。
尽管我们可以说忍辱含垢是忍耐性，明哲保身是散漫性，敷衍奉承是老猾性；然而他们勤劳俭朴，荣辱祸福置之度外，无一不是老子“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和墨子“非攻”思想的演化，无一不是“和平主义”的典范。和平才能长久。今天，中国人以其大族的姿态，洒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落地生根、入乡随俗，象水一样平静安宁，随其形而成其形，也象水一样将中国的实用文化及其精髓向世界各地一丝丝地、顽强地渗透。正是这样，在五千年的绵长历史中，虽曾有金戈铁马横行中原的战败，也曾有割地赔款、嫁女和亲的耻辱，而大部分“异族”却被溶化在中华民族之中，共同酿成了十数亿人口的泱泱大族。尽管在如今的世道上，中国文化流年不利，众多他的子孙抨击他、唾弃他，那只是怒其不诤，是基于当前时效性的功利主义思想，那也难以改变历史长河的实在流向。我可以用“历史将证明……”的豪言来敷衍本文的结尾，也可以再行探讨中国文化的非同寻常之处。不过，那要且听下回分解了。
（李科威 1995.3.3. S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