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6.20. 《中医研究需要有理论征服力》
先自吹一下：我做理论不仅有新意，还应该有点征服力，因为：①我还算比较勤勉，不懂的东西总要弄懂它，这样我就有了讲道理的本钱；②我的分析思考能力比较强，并且不循常道，这样我就有了出奇制胜的招数。缺点是人物小、体系大，不容易弄懂，或者别人无由知道。这不，我只好自我炒作，即便像小丑也要跳一跳，再抓几个不懂道理的名人垫背，不也算我占了高枝吗？
近些年来关于中医的争论，依我看：能讲清道理的少，咬紧牙关说蛮话的多。下面文章《中医的理论构架和工作原理》曾于2005年3月发表在《中医药临床杂志》，应该是把中医的来龙去脉和工作原理讲清了。像方舟子、何祚庥之流要置中医于死地而后快，意志先行，自然不会深究中医的合理性；他们虽然打着科学的招牌，我敢肯定：他们不懂科学概念，只能咬牙切齿，用辱骂充作旗帜。但是，我们得讲道理，没有必要以牙还牙。
各位同仁：可否抽点时间考读下面这篇文章，让我们在这个层面上展开一些同学科的内部争论？中医作为一门基于历史传统的学问，要能够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立于理，成于道，方能百毒不侵！
《中医的理论构架和工作原理》特别强调了中医学和神学的从原理上的区分。当前许多中医工作者自己尚捋不清中医原理，一涉及中医有效性问题，就只能从典籍中搬古代说教；自己昏昏噩噩，把别人也说的糊里糊涂，其结果必然出现两种极端：一是任凭道貌岸然的伪科学卫道士把中医当成神学痛打；二是成为居心不良者借中医蒙骗百姓的堂皇理由。
唉，有时候想想，国家层级的中医大学者干嘛去了？要么摆出一副云遮雾罩的架势，高深莫测地说一句：你们不懂！这能解套方舟子、何祚庥之流的非难吗？要么一咕脑地数落中医虚无，自废武功，以为沾点分子或基因的气味就能拯救中医？不！这是扼杀中医！国家每年除工资外专拨的中医课题研究经费有多少？但凡这些人能够争点气，干出一点属于中医的成绩来，中医会像今天越走越难吗？
《中医的理论构架和工作原理》
李科威
【摘要】中医理论构架的核心是阴阳五行；阴阳五行作为理论与医学的结合是有背景条件的，其中主要因素是神权政治的推行。但是阴阳五行成为中医的理论构架，并且发挥实际功效，却与神权政治关系不大，而是一种社会医学实践赋值的结果，在历史文化过程的积淀中成长，是一种文化的自然成型过程。阴阳五行首先是一种解释体系，它发挥实际功效的原理是建立在它长期地解释经实践有效的‘药－证’关系基础上。我们特别强调：①‘药－证’关系是在人可观察与操控的范围之内；②中医理论构架的建立与中医原理的效用有一个历史形成过程。玄学阴阳五行就不具备这些特点。
【主题词】中医发展史、阴阳五行、医学哲学、中医原理、医学文化、健康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所谓医学，大都是医为‘道’、药为‘器’。谈起中医药，许多人都认为‘中医有中药，中药起实效’，只见药、不见医，只见器、不见道。‘器’往往具有物质形态，触手可知，容易认识；‘道’往往隐藏于众器之后，难于发现、难于把握。医学发展史提示我们：用西医的‘道’解决中药的‘器’的问题，将中药纳入西医的麾下简直是轻而易举，没有任何障碍，而且这个进程早已经展开，何况有些西药就是植物的提取物。那么，中医真正属于自己所特有的东西，只有一个属于形而上的‘道’，中医之道。
一、 中医的理论法权形成
中医的‘道’来源于中医的历史。关于中医的历史，解放军理工大学科学史教授张相轮总结为：“一部经典，千年供奉，流派千家，不离其宗”。此处‘经典’是指有两千年历史的《内经》。今天中医的医疗实践是在中医的理论指导之下进行的；最初在中医发生阶段，却是先有原始的医疗实践，然后才有理论方面的要求。社会发展阶段越早，关于人体、疾病与治疗的记载就越少，也越粗糙。人类的医学实践，是人类求生行为的一种表达。从现存不多的早期医疗记录来看，当时人们的医学实践十分普遍。普遍实践的付出，必然伴随着普遍经验的收获。马王堆汉墓帛书记载：“治病时，毋食鱼…，毋近内…；伤者出血，祝曰：‘男子竭、女子酨’；足之少阴…”等等；其中《五十二病方》保存着远古长期传流下来的若干方药，书中对同一种疾病有不同的疗法，同一种药物有不同的名称，不少药方后注明‘尝试’‘已验’等字样，表明是医疗经验的记录。可见到了汉初，医学尚为纯经验，杂以巫术，或用到‘阴阳’，少有理论色彩。经验的积累虽然越来越多，但是这些经验都是离散的、杂乱的，很难从中抽象出什么理论来。怎样总结整理医学经验？怎样形成医学领域的思想法权？汉初医疗业的实权握有者，遇到了与政权统治者急欲形成政治法权相似的难题。
春秋战国乃至秦代是中国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王道式微，诸侯争霸，整个社会处于冲破奴隶社会思想束缚的动荡之中，出现诸子百家竞相破土、学术流派五彩纷呈的形势；从另一角度看，也可以认为是思想混乱，无法形成‘罢黜百家’的条件。及至汉初，社会安定，学术思想氛围都开始趋向一统，思想学派方面主要只剩下黄老、阴阳五行和儒家三家学说。马王堆汉墓《黄老帛书》阐述了：黄帝是统一天下的圣王。黄帝可以被用来‘正其名顺其言’，《淮南子·修务训》：“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在这种神学背景下，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具有神圣品质的先帝，被牵扯到现实的权力斗争中来，黄帝成为西汉统治者巩固其统治的神学偶像，当然也就成为中医源流的始祖，《内经》也因黄帝而得其名。
阴阳家学派是战国时期邹衍开创的，起初影响甚微；梁启超认为：“春秋战国以前，所谓阴阳，所谓五行，其语甚稀见，其义极平淡”；到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之后阴阳五行才成为显学。邹衍把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五行说附会到社会变动和王朝兴替上来，提出‘五德终始’，认为：世界是由‘木、火、土、金、水’构成，事物发展变化通过五行的相生相克来实现，社会是按照五德次序进行循环转移，每一朝代各主一德，每一德都盛衰有时；德盛，对应的朝代就兴旺；德衰，对应的朝代就灭亡。‘五德终始’为阴阳五行说注入了新的法权思想；所提出的历史循环论，为西汉统治者提供了‘君权神授’的法理依据，成为统治者的政治理论基石。不难看出，邹衍的阴阳五行理论就是中医阴阳五行理论的直接前驱。于是中医从西汉开始，在安定环境下和神学法权的背景中，完整地实现了医疗实践与黄老天人观、阴阳五行说的拟合；这在当时无疑是成功地运用了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也建成了学术体系性非常强的、与政治法权并行的中医思想法权。
哈佛大学考古学教授张光直认为：“从意识形态上来说，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是从一个整体性的宇宙形成论的框架里面创造出来的”。张光直所指的宇宙形成论是说：整个宇宙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属于同一个有机集体，并全部参与在一个自发生的生命过程之中相互作用。这个框架是什么呢？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认为它们包括：“阴阳相对的易经系统、五行生克的洪范系统、以此求彼的老子哲学、两极求中的孔子哲学等等”。在认识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创造的意识形态，首先会被利用来为人文政治服务，但是在古代认识世界和认识人自身是同质的，因此也当然可以用来为人文医学服务。
与中医理论体系成形之初的相似事件，也曾发生于其它古代文明传统医学的形成过程中。例如：西医的正源是古希腊医学，它借用古希腊哲学的四元素论，形成了希腊医学的理论构架‘四体液论’。与中医不同的是‘四体液论’的实际功能没能延续到今天，而是走进了历史。
二、 对中医理论框架进行赋值的行动
西汉以前的医疗实践非常强调经验，《礼记·曲礼》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的经验要求，《周礼·天官》有“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生死”的诊断总结，更多的还是各种具体的医疗经验，包括：疾病、症状、方剂、药物、针灸、经络、藏象、脉象、人体部位、诊断、治法、巫术等各个方面，同时还有四时气候的异常与疾病流行的关系，等等。应该说从西汉前期开始，专门有类似于食客阶层的文人，负责按照黄老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总结医疗经验，按照天人相应的权威法理建构中医理论化体系，最后形成《黄帝内经》一书。我们不排斥该书利用了前人的成果，也不排斥后世有人修订增补。
‘阴阳’的本义应是指事物的性质，以及事物性质的转变。作为性质的阴阳，它有事物性质的两端含义即阴与阳，也有两端之间的过渡含义。人体、疾病、用药、治疗等等，在与环境的交互中，都会产生时间序上的涨落变化，这个变化在阴阳的两个边界之间，所以医学中的阴阳必须依附于某种事实而存在，没有实体的阴阳是不存在的。这个实体在中医里就是‘五行’。‘阴阳’是指事物的性质，具有抽象性、普适性、规律性；‘五行’就是关于事物的类型，具有具象性、角色性、功能性、稳定性。
‘五行’首先是静态分类功能。《黄帝内经》利用‘五行’把五臟六腑分类固定下来，建立了藏象学说，并通过藏象学说将人体表里、官窍、情志、功能，以及自然界的时间、空间、气候、声音等各种因素固定下来，归为五类。这里我们强调‘阴阳五行理论’对中医的框架特性。给藏象确定‘五行’归属特性，也就是给空虚的‘五行’框架填充了中医的有效值。中医‘五行理论’与古希腊医学‘四元素理论’都有相似的建立理念，都有附会牵强之嫌；但是中医五行说的合理性却能保留至今，那是什么原因呢？
木、火、土、金、水‘五行’取之于天地，系之于万物。天地万物之间的动态关系，赋予五行‘生、克、乘、侮’的关系，产生相互关联。这在西汉政治上表现为‘五德终始’理论。‘五行’合于‘阴阳’，即每一行有阴阳两种状态，共10种元素类型。参见下面五行阴阳关系图：五行之间的‘生、克、乘、侮’关系用边框和连线表示。根据关系连线，共10种‘五行关系’；由于有阴阳之不同，五行关系可以达到20种；共计可有200种关系变量，足可网络天地万物或人体变化的各种可能。这些元素类型和关系，都已经赋予了相对固定的动态意义，于是形成一个多元、多维、动态的结构性理论框架，称之为‘五行框架’。阴阳五行的理论框架在中医里起到两种作用：一种是作为纲领，从上到下对医疗经验进行分门别类；反过来从下到上，把医疗经验依附或归顺到五行框架中去，起到了给空泛的五行框架赋值的作用。另一种是利用五行框架‘生、克、乘、侮’或‘五德终始’的能动性意义，把握未知事件和事件性质，阐述隐性原理，预测非稳定状态，将附着在五行框架里的臧象、经络、病理、药理、诊断、情志、四时、邪气等各方面的经验活化起来。中医，就在‘阴阳五行’构筑的框架之中纵横捭阖。
三、 中医阴阳五行多元逻辑的运用特性
论何一种实用学问，包括：中医、西医、神学、易学、经济学、生物学、地质学、化学、力学等等，都是对学问特定对象的‘解释系统’以及‘执行系统’。‘学问’的形成在多数情况下，是先对特定对象进行研究，产生‘解释系统’，然后将‘解释系统’改造为‘执行系统’，再回过来实践于、或作用于特定对象。
中医则稍有不同，它并没有自行完整地产生自己的理论，而是在获取初始的阴阳五行理论框架之后，立即作为‘执行系统’作用于临床实践，通过疗效，反馈到理论框架，同时建立‘解释系统’，两者几乎是并行不悖、相互促进。这能表明什么呢？中医的理论与实践永不脱节。我们可以把理论的初始赋值作为猜想，但是这个猜想出来后，随即进入实践验证。验证的具体方法包括‘以药测证’和‘以方测证’等。中医理论从抽象的认识，发展到具体的临床指导，这是最关键的环节；于是所得到的中医经验，是富涵中医理论的经验。
回过头来，关于阴阳五行学说，从清朝末年的‘西学东渐’，到民国初期的‘五行存废论’，再到如今‘五臟相关取代五行’等等学说，应该说都没有对中医体系如何建立的过程进行深入的了解和思考，而是单就‘阴阳五行’的神学背景为论。笔者认为：中医的阴阳五行说有非常重要的合理性(不是狭义的科学性)，不能取消；取消阴阳五行说就是取消中医！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今天科学文化背景下，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一元逻辑或者说二值逻辑的推理了。所谓二值逻辑的动力学原则是：非此即彼，或不对就错，或一是一、二是二等；即结果只有两种可能，判断只能取其一。例如西医认为：没有非典疫苗就不能准确治疗非典型肺炎。中医基于传统文化的柔性思维方式认为：在阴阳五行的多元逻辑框架中，任一事物、任一过程，如果不符合‘阳金’，就可能符合‘阴火’；不符合‘阴土’，就可能符合‘阳水’；不符合‘生’，就可能符合‘克’……。这是一种试错方式，通过试错，总能够为症状、证候、中药等找到它们的理性归属。世间的万事万物没有什么能从多元逻辑框架中漏掉。中医本来并不知道变异性冠状病毒，只根据非典型肺炎的症状，便可分别确定：邪犯肺卫、邪阻少阳、邪热壅肺、热入营血等疾病进展阶段的证候，治疗方法也是多种多样，如同撒网捕鱼，必能网住病情。2004年4月，安徽发生非典型肺炎的魏某，却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查出来，其原因是病人症状与2003年的非典有明显不同：病人没有低氧血征，没有嘴唇紫绀，没有呼吸困难，X胸片纤维状不明显，抗菌素和抗病毒药效果明显。可惜没有机会让中医冲上去，在中医的理论框架里，绝大多数病证都难逃罗网。
四、 中医阴阳五行论的组织特性和历史特性
我们怎么知道这不被漏掉的事物都有它的正确性呢？因为，人体的官窍、臟腑、生理、病理、药理等都已经在阴阳五行的多元逻辑框架内附定，一种临床认识、一个中药处方的对错，都会在这个理论框架之外的人体进行验证，进入实践的反复试错过程，包括‘以药测证’和‘以方测证’等。如果人体验证确定了，这个事实或认识就作为确证经验，回归到多元逻辑框架的某一点稳定下来，同时增强理论框架的权威性；如果人体验证否定了，这个事实或认识就可以根据‘五行关系’即‘生、克、乘、悔’，在多元逻辑框架找到另一点作为理论支撑，重新进入人体试错验证过程；最后直至稳定。
这一点或许能表明中医是试验医学，也有‘实验→归纳→公理化’的完整过程。如此，经历不同人群的无数人、无数次、无数代的积累，中医的实践操作经验就围绕着‘五行框架’纠错、积淀、聚合、升华，形成一个广泛的历史定型过程，‘五行框架’才历史地成为中医赖以存在的理论主干。
下面两种箭头方向图示，1.是西汉早期之前，经验积累没有系统理论支持，应该成点状分布，杂乱无序；2.是西汉中期之后，医疗实践有阴阳五行理论的指导，经验积累进入以理论为纲目的有序时代，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后者是中医两千年来的正常成长方式，直到清代叶天士提出‘卫、气、营、血’的思维过程，也是在过去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理论框架，再用实践验证框架，没有超出中医阴阳五行的形成思路。
1. 医疗实践 验证 经验积累 指导 医疗实践
2. 五行框架 指导 医疗实践 验证 五行框架 导致 经验积累 加强 五行框架
‘阴阳五行理论’在这里发生了重大蜕变！已经没有必要争论‘阴阳五行理论’的本身与其产生的神学背景是否符合科学原理，‘阴阳五行理论’所起的作用是将信息(经验)组织起来的核心作用！它有效地将中国几千年的医学实践经验，组织成一个有机的体系；我们能用它进行解释，也能够用它进行有效操作。中医就这样成长了、成型了。中医每一个经验的有效性，保证了中医作为整体的有效性；中医整体的有效性，又保证了中医作为理论、作为‘解释系统’的权威性。中医，在内部能够自成体系、自圆其说；在外部能够与临床医疗实践紧密关联。如果我们抽去‘阴阳五行论’，中医数千年的经验立刻成为一盘散沙、或者灰飞烟灭。
五、 中医阴阳五行论不是玄学、也不是科学
‘阴阳五行’的多元逻辑框架并不出生于中医，也并不单为中医所利用；它产生的神学背景就决定了它必定是传统文化中玄学的主要理论工具。有必要指出的是，阴阳五行的有效性在玄学中有着不可弥补的缺环，即它没有实践的验证环节，只能产生一个没有规则的随机结果，因而不可靠。《类经附翼·医易义》“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而造化万物；人生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骸；‘易’者，易也，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于‘周易’。故天地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张介宾是引《易经》之阴阳，附议《内经》之阴阳。这在他那个时代无可厚非，到了近代科学革命硕果累累的季节，阴阳五行就无法说明天地、人体，也难怪1900年前后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国学大师都奋起否定阴阳五行。但是，殊不知中医之阴阳五行经历了历史的改造，实在不同于周易之阴阳五行。我们有责任对中医有效的原因，在理论上做出深入的对比研究，那么当中医被当作玄学遭到指责时，我们就不至于无言以对。
研究‘阴阳五行理论’是为了否决两个方面的问题：
①中医理论不同于玄学理论。阴阳五行在玄学中是作判据用；在中医里先作组织材料的理论框架用，然后才作辨证依据用。最重要的是中医里有临床验证过程，验证的目标是疗效，有效才能进入理论归纳；在玄学里也有验证过程，验证的方法是‘附会’，含义上符合，符合则说明灵验，不符合则用不可知方式重新附会、推脱，这是诡辩。所以玄学总是用追溯回顾的叙述式例证，来证明灵验。
②阴阳五行理论不是科学理论。阴阳五行论不是来自科学，也就不能用科学理论进行套合，但是它行之有效！有人一咕脑把它归之为莫测高深(糊里糊涂)的黑箱方法，或者总是试图与最新的科学成果诸如后基因组等理论联系起来。其实这是徒劳！从哲学上说，人的疾病(证名)一定可以与人的任何组成部分联系起来说道、分析、探究，也一定能找到相应的物质变化，如体液、微生物、微量元素等。一个疾病(证名)在人体内导致的变化可能会有几千种，那么哪些原因是根本的原因呢？中医就是一种文化，就是基于大样本的经验。自然界造就了人，但并不是依据科学理论的指导；中国历史传统产生了中医文化，为什么非要有科学的解释才能算数？我们当然不是要抹煞西医的研究成果，但人有此一时、彼一时，病有此一人、彼一人，大千世界林林总总，当西医研究能够分辨清楚的时候，中医或许已经治好了一大批病人了。但是今天是科学文化的天下，应该说已经产生了不适合中医文化的思想法权；中医如果不想被挤出医学的殿堂，它就必须另觅全身之策。
中医和西医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都朝着同一个目标奔跑；我们当然可以从目标、效果、时间、空间、物质等方面，用遐想方式把两者联系起来；但是一旦企图用任何方法取代阴阳五行方法，就势必葬送中医。是的，诸如小肝癌、早期肺癌、隐匿性糖尿病、隐匿性肾炎等无证可辨的疾病可能是中医的盲点，但是中医并没有要求凌驾于西医之上，更何况这些疾病(证名)未必真的无证可辨，如果按照中医的养生之道，这些疾病(证名)未必没有自愈性，如果已知患者的这些疾病(证名)，中医未必无法防治。
（李科威 2000.10.初稿 2004.10.成稿）